这一授权虽然并不符合严格的授权规范，但却是必要的。
行政法上行为能力，也可称之为法律上的承受能力，与权利能力一样皆来自民法之概念[16]98,99。行为能力的基础是基于公共意志或公共意志的授权而调整、变更部分公共利益的资格。
混淆行政主体概念的功能与功效，就会误将行政主体概念的功效期望失落归诸为功能失效。中国语境下行政主体概念规范认识危机是指衍生于西方语境已成规范性的行政主体概念无法有效回应解释其所依附的公共行政现实结构变化的一种认知解体状态。这种党政同构体制下的党政关系属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党政分工关系，完全超越了西方视野下的政党与政府组织逻辑。基于确立相互同构的国家、执政党、人民作为整体法秩序的法学观和作为行政主体概念建构原点的国家机关独立公法地位的理论设计选择，可将行政主体定义为公共行政所由出的法律主体性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相统一的产物。③西方政党通过执政党所控制的议会组织政府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并监督政府实施，并不直接参与日常行政活动。
但总体看，这些学术研究往往以西方的行政主体理论为参照，通过法规范比较方法反思行政主体是什么，并没有对中国语境下行政主体概念规范认识危机进行为什么的法理剖析[6]45。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社会制度和与国家拜物教相伴随的国家本位观，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事实上是分离的，国家财产本质上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税收聚合物范畴，因而国家也就只能在税收聚合物范畴的国家财产范围内对个人自由负责，国家所承受的民主归责性是有限的、不完全的。《监察法》也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应当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
所以，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准则和制约侦查的基本原则并不适用于监察调查，监察立案并不都是职务犯罪立案，而是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立案，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刑事诉讼规则》对检察机关审查移送起诉案件的内容和程序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从而完善了检察机关制约监察调查的外部机制。然而，监察机关的立案与调查措施的运用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的问题进行鉴定而监察机关没有鉴定的，应当要求监察机关补充鉴定。
因此，《刑事诉讼法》基于客观真实的侦查理念，要求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材料。另一种主张则认为，从《宪法》《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相互关系定位来看，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不能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关系来类比，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不能进行法律监督，但可以进行制约，即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通过各自行使职权的过程，对另一方行使权力的结果进行判断、审查并(可能)引发相应效果的关系[16]（P22）。
第一种观点认为，监察机关的调查既有一般违纪违法调查，又有职务犯罪调查，考虑到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到监察机关，因此一般违纪违法调查可以适用《监察法》，而职务犯罪调查宜适用《刑事诉讼法》[4]（P116）。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审判阶段要求监察机关调查人员出席法庭说明案件事实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上的证明标准，即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有证据证明，而且所有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产生证据链。所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集中体现在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合法性审查上，其目的在于强化监察证据的刑事审判标准，保障职务犯罪案件能够及时审理。
检察机关在监察调查阶段不能实施监督，律师也不能参与监察调查活动。2017年两高三部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将非法拘禁获取的供述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同时，人民检察院对于退回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以书面清单的方式告知监察机关补查的方向和内容。检察机关应当对监察调查进行监督，并且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定位为监督关系[15]（P72）。
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进行审查，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由于当时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人民检察院的合法性审查只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捕以及收集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是否符合刑事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仅要求监察证据符合刑事证据的形式，还规定证据需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和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监察调查不是刑事诉讼活动，正如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难以直接进入诉讼领域实施监察一样，检察机关的诉讼法律监督也不能介入监察活动查办监察人员违法犯罪[19]（P28）。
2018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以列举方式作出规定，并不包括对监察调查的法律监督o。可见，检察机关受理案件不仅是让监察调查案件向刑事诉讼转化，而且是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是否完整、规范，是否齐备进行形式合法性审查。《刑事诉讼规则》以此为依据对检察机关审查职务犯罪案件合法性的规定，强烈体现出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关系，并不涉及法律监督权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这是因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列举，其目的在于实现诉权监督引领下具体监督职权的体系化重构[17]（P23），因此，不宜将监察机关调查权纳入法律监督的范畴。所有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不论是侦查机关立案还是监察机关立案，必须经检察机关受理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刑事追诉。三是如果检察机关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或者法庭审理阶段收到人民法院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证人等送交的反映非法取证的新材料或者线索，同样有权要求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解释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因为在审查起诉之前，检察机关必须依职权对监察机关移送之监察案件予以转化，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刑事立案[5]（P22）。第二，监察机关必须对证据的合法性负责。
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虽然不能对监察机关的调查行为行使法律监督权，但并不影响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并不影响其行使刑事检察职能。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或者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前，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补充提供证据材料的，有权书面要求监察机关提供。
显然，人民检察院不能直接对监察调查活动进行监督。《刑事诉讼规则》适应监察实践和检察职能的发展变化，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作出具体规定，将合法性审查作为人民检察院制约监察调查的主要方式
（3）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及中央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询问，进行研究答复。正因为如此，《立法法》及《监督法》规定，五大主体认为法规、司法解释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3）对五大主体提出审查要求的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将所有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其终极目标是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必须符合宪法，以实现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的理念。
法国模式下，合宪性审查主体为单一而独立的宪法委员会，也呈集中式。因此，也需要有专门机构协助其行使这一职权。
即有合宪性审查权必然同时具有宪法解释权，有宪法解释权当然就具有合宪性审查权。其职责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承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委员长会议交付的与本机构相关的具体事务。
（2）全国人大常委会接收所有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并进行审查，在能力上可行性不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3条的规定，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例会。
依据立法法的规定，这一效力等级关系是：（1）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合宪性审查工作需要依据宪法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专业性审查、判断，审查者需具备较高的宪法和法律素养。3.与其他专门委员会、法工委分享协助合宪性审查职能。在我国，以宪法为基础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内部存在着效力等级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接收对法规、司法解释备案，意味着有权主动对这些有可能直接违反宪法的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审查。对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提出的审查建议，移送制定机关所在地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并可同时移送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合宪性审查的过滤工作，接收法律文件的备案、审查要求、审查建议及进行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在穷尽合法性审查后移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2.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及具有法律性质的决定决议。
立法法及监督法还规定，法规、司法解释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按照立法法和监督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合法性审查和适当性审查。